更新时间:2015-10-02
一条鱼~ • 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转，记《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天风海雨，万古清愁
如果非要从黄飞鸿系列电影中挑出一部最出色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大概都会选择第二部《男儿当自强》。第一部毕竟是筚路蓝缕，首开风气之作，无论风格和内容上都还保留着旧式功夫片的痕迹，故事的节奏也有些偏慢，是胜在情绪，而非意境。而到了第二部，则给人以“江海横流，豁然开朗”的感觉，完全是新思维，新格局，连人物也少了凝重多了幽默，镜头的转移写实中透着洒脱。
其实初看《男儿当自强》，很许多HK的影评家一样，觉得黄飞鸿似乎变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整个故事也偏散，每一个桥段都好，处处有亮点，整体上却有点杂。幸而，这一部的叙事很沉稳，耐得住性子，可谓“杂而不乱”。
故事以1895年广州起义为背景，其时正逢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格局是前所未有的广阔。但徐克并没有正面去叙述广州起义，而是以白莲教的野蛮行径，黄飞鸿坐火车从佛山来到广州为开端。穿插着黄飞鸿与梁宽这对师徒的种种搞笑，与十三姨感情上的欲说还休，单从人物的塑造来讲也是血肉丰满，丝毫没有被宏大叙事给淹没。
小角度叙事本是港片最擅长的，但《男儿当自强》比较独特的是，它展现的并非港片里常见的“街坊式正义”。比如《十月围城》中就描绘了个人参与革命的私人动机，仿佛是很人性很切近也很新式，但这种处理，又与《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有多少差别呢？黄飞鸿不同，某种程度上，他代表的不是小市民，而是中国近代社会里的“乡绅阶层”。徐克曾说：“我觉得黄飞鸿作为民间英雄偶像相当辛苦，要背负很多的包袱和责任……黄师傅的观点太过传统，对外来的价值又不是捉得太准；他在当时成为民间英雄，主要是因为感情因素和他与当地重要人物的关系。”
黄飞鸿是贴近民间的“士”，对家国之事有着自然而然的忧患，又和一般的老百姓一样的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在第二部里，无论孙中山还是陆皓东，对黄飞鸿在精神上启迪都契合了黄飞鸿本身的迷茫，既合乎人情事理，又有醍醐灌顶之效。
我一直认为，做艺术能不能打动人，不在于你秉持的是精英的逻辑还是老百姓的生活哲学，而在于事理的妥帖，人情的体味。一部片子有了人情味，又不显得刻意迎合，那就成功了一半了。
朝天观与同文馆，改变与阵痛
《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故事发生在清末的广州，相对其他地区，这里应该算是比较开放的地方。满清闭关锁国时也曾独留番禹（即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康有为也曾在此开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起初，当我听到黄飞鸿去营救同文馆的学生时，只当是徐克犯了个历史错误。只因洋务运动时设立的京师同文馆过于有名了,以至于我忽略了原来当时广州也有设立同文馆，教小孩子学习洋文和自然科学，当时位于朝天街。
于是很自然的，我便联想起电影里白莲教的巢穴“朝天观”,历史上是否真有此观，是否的确在广州不得而知，但既然在电影里安排在同一条街上，必有寓意。
或许徐克想说的是，数墙之隔，一边是革新，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另一头是守旧，象征着变革带来的阵痛，人们身处愚昧中的彷徨。
那么，革新是否一定好呢？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曾说，在中国的清末民初，进化论思想占据了主流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中国人什么都想学最新的最好的，可是很少思考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他甚至认为清末最适合的政体不是共和体制，而是君主立宪制。举的例子是日本的崛起。但我以为，日本与中国国情不同，日本在改革之前是幕藩体制，与欧罗巴社会的封建领主制颇多相似之处（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而在中国，不得不说满清异族统治，乃是君主立宪制不可能实现的最重要原因。一个占少数的异族统治政权，当面临强国与牺牲统治权的两难处境时，它几乎天然地会站在革新的对立面。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反清”思想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譬如《男儿当自强》里的纳兰元述，也知道电报铁路是促使中国进步，何尝不知道白莲教祸国殃民？可是为了镇压革命党，牵制洋人，他们不得不放纵白莲教滥杀无辜。
黄飞鸿说得好：欺神骗鬼，还说什么救国救民呢？
那么是否神灵都是虚假，信仰科学就不该信仰宗教呢？陆皓东与黄飞鸿到大使馆与解救的孩子们汇合时，曾有有一番关于神灵的探讨。
黄飞鸿说：为什么西方的神都如此痛苦？
陆皓东说：我们小时候信一个神，长大了却信另一个，直到有一天发现所有的神话都是谎话
这MS是无神论，但是前一部《壮志凌云》中也有传教士对黄飞鸿说：物质的世界是短暂的，精神才是永恒。黄飞鸿反问：那上帝能帮我作证吗？（当时他被人冤屈）；可后来宝芝林被人纵火，还是这位传教士站出来为他作证，甚至在危急时刻为黄飞鸿挡枪而死。其后几部黄飞鸿中也经常看见传教士的身影，包括十三姨也是天主教的信徒。
所以，在我看来，关于宗教信仰，徐克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知道神灵不可依靠，甚至有时候是人们逃避的借口，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否认这些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很多时候，艺术家只是有感而发，而不见得能够寻觅到答案。关于宗教与科学，一个是未知领域的恐惧和慰藉，一个是不断探索中占领的桥头堡，这也是人类永恒的矛盾吧。
只争朝夕的救世理想
且不谈宗教玄思，对于晚清的中国来说，任何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无法袖手旁观。时间不等人，而我们却落后得太多。孙中山和陆皓东每一次见面都要对表，这显然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陆皓东也对黄飞鸿感慨过，中国人不知如何利用时间。
革命者虽然不见得不犯错误（往往是要犯的），但他们身上那股子恢宏的生命力，却在暗夜的时刻熠熠生辉，犹如启明星的升起。
不知多少次重温这部电影，每当看见孙文与陆皓东握手相誓，无论谁牺牲了，对方都必须坚持下去，都会不自觉得热泪盈眶。当陆皓东与黄飞鸿同闯朝天观，三步一回头，同文馆的学生们望着他，也一样的热泪盈眶。此时与彼时，仿佛时空融合于一体，徐克就有这样的本事，让热血情怀融通无碍。
朝天观中黄飞鸿与九宫真人一战，体现了黄飞鸿除勇武之外智慧的一面。面对被煽动的群众，陆皓东拿着枪亦只能感慨：中国人都这样，还有的救吗？黄飞鸿却灵机一动，假扮原始天尊，来个“神打神”。混战中，陆皓东不慎失手打死了一个被“刀枪不入”蛊惑的小女孩，这份代价可谓“写得周全”。然而还不止，为保革命党名册，陆皓东也牺牲了，纳兰元述也死在黄飞鸿的手中，梁宽也身受重伤。
当黄飞鸿师徒终于克服重重难关，来到码头送孙先生离去之时，他们的手中只剩下一块陆皓东临死前留下的包袱布。黄飞鸿遥遥一掷，孙文接在手里，迎风抖落开来，那是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前面有朋友询问，最后送别时候那悲壮的音乐出自何处，我搜索了下，原声碟中似乎并有包含这首曲子，但旋律听起来与《龙的传人》有几分相似。网上有高人指出，那是改编自《龙的传人》和《中华民国颂》。前面是两句是"龙的传人"里的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高潮部分取自《中华民国颂》。不得不佩服黄沾的才情，一经他的改编，配乐就不止是雄壮，更夹杂着心绪万千，心事浩渺，随着海风伴着浪花一点点荡漾开去。
孙文那句台词更是点睛之笔：但愿朝阳常照吾土，莫忘烈士鲜血满地。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呤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其实初看《男儿当自强》，很许多HK的影评家一样，觉得黄飞鸿似乎变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整个故事也偏散，每一个桥段都好，处处有亮点，整体上却有点杂。幸而，这一部的叙事很沉稳，耐得住性子，可谓“杂而不乱”。
故事以1895年广州起义为背景，其时正逢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格局是前所未有的广阔。但徐克并没有正面去叙述广州起义，而是以白莲教的野蛮行径，黄飞鸿坐火车从佛山来到广州为开端。穿插着黄飞鸿与梁宽这对师徒的种种搞笑，与十三姨感情上的欲说还休，单从人物的塑造来讲也是血肉丰满，丝毫没有被宏大叙事给淹没。
小角度叙事本是港片最擅长的，但《男儿当自强》比较独特的是，它展现的并非港片里常见的“街坊式正义”。比如《十月围城》中就描绘了个人参与革命的私人动机，仿佛是很人性很切近也很新式，但这种处理，又与《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有多少差别呢？黄飞鸿不同，某种程度上，他代表的不是小市民，而是中国近代社会里的“乡绅阶层”。徐克曾说：“我觉得黄飞鸿作为民间英雄偶像相当辛苦，要背负很多的包袱和责任……黄师傅的观点太过传统，对外来的价值又不是捉得太准；他在当时成为民间英雄，主要是因为感情因素和他与当地重要人物的关系。”
黄飞鸿是贴近民间的“士”，对家国之事有着自然而然的忧患，又和一般的老百姓一样的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在第二部里，无论孙中山还是陆皓东，对黄飞鸿在精神上启迪都契合了黄飞鸿本身的迷茫，既合乎人情事理，又有醍醐灌顶之效。
我一直认为，做艺术能不能打动人，不在于你秉持的是精英的逻辑还是老百姓的生活哲学，而在于事理的妥帖，人情的体味。一部片子有了人情味，又不显得刻意迎合，那就成功了一半了。
朝天观与同文馆，改变与阵痛
《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故事发生在清末的广州，相对其他地区，这里应该算是比较开放的地方。满清闭关锁国时也曾独留番禹（即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康有为也曾在此开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起初，当我听到黄飞鸿去营救同文馆的学生时，只当是徐克犯了个历史错误。只因洋务运动时设立的京师同文馆过于有名了,以至于我忽略了原来当时广州也有设立同文馆，教小孩子学习洋文和自然科学，当时位于朝天街。
于是很自然的，我便联想起电影里白莲教的巢穴“朝天观”,历史上是否真有此观，是否的确在广州不得而知，但既然在电影里安排在同一条街上，必有寓意。
或许徐克想说的是，数墙之隔，一边是革新，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另一头是守旧，象征着变革带来的阵痛，人们身处愚昧中的彷徨。
那么，革新是否一定好呢？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曾说，在中国的清末民初，进化论思想占据了主流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中国人什么都想学最新的最好的，可是很少思考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他甚至认为清末最适合的政体不是共和体制，而是君主立宪制。举的例子是日本的崛起。但我以为，日本与中国国情不同，日本在改革之前是幕藩体制，与欧罗巴社会的封建领主制颇多相似之处（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而在中国，不得不说满清异族统治，乃是君主立宪制不可能实现的最重要原因。一个占少数的异族统治政权，当面临强国与牺牲统治权的两难处境时，它几乎天然地会站在革新的对立面。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反清”思想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譬如《男儿当自强》里的纳兰元述，也知道电报铁路是促使中国进步，何尝不知道白莲教祸国殃民？可是为了镇压革命党，牵制洋人，他们不得不放纵白莲教滥杀无辜。
黄飞鸿说得好：欺神骗鬼，还说什么救国救民呢？
那么是否神灵都是虚假，信仰科学就不该信仰宗教呢？陆皓东与黄飞鸿到大使馆与解救的孩子们汇合时，曾有有一番关于神灵的探讨。
黄飞鸿说：为什么西方的神都如此痛苦？
陆皓东说：我们小时候信一个神，长大了却信另一个，直到有一天发现所有的神话都是谎话
这MS是无神论，但是前一部《壮志凌云》中也有传教士对黄飞鸿说：物质的世界是短暂的，精神才是永恒。黄飞鸿反问：那上帝能帮我作证吗？（当时他被人冤屈）；可后来宝芝林被人纵火，还是这位传教士站出来为他作证，甚至在危急时刻为黄飞鸿挡枪而死。其后几部黄飞鸿中也经常看见传教士的身影，包括十三姨也是天主教的信徒。
所以，在我看来，关于宗教信仰，徐克也是矛盾的。一方面知道神灵不可依靠，甚至有时候是人们逃避的借口，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否认这些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很多时候，艺术家只是有感而发，而不见得能够寻觅到答案。关于宗教与科学，一个是未知领域的恐惧和慰藉，一个是不断探索中占领的桥头堡，这也是人类永恒的矛盾吧。
只争朝夕的救世理想
且不谈宗教玄思，对于晚清的中国来说，任何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无法袖手旁观。时间不等人，而我们却落后得太多。孙中山和陆皓东每一次见面都要对表，这显然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陆皓东也对黄飞鸿感慨过，中国人不知如何利用时间。
革命者虽然不见得不犯错误（往往是要犯的），但他们身上那股子恢宏的生命力，却在暗夜的时刻熠熠生辉，犹如启明星的升起。
不知多少次重温这部电影，每当看见孙文与陆皓东握手相誓，无论谁牺牲了，对方都必须坚持下去，都会不自觉得热泪盈眶。当陆皓东与黄飞鸿同闯朝天观，三步一回头，同文馆的学生们望着他，也一样的热泪盈眶。此时与彼时，仿佛时空融合于一体，徐克就有这样的本事，让热血情怀融通无碍。
朝天观中黄飞鸿与九宫真人一战，体现了黄飞鸿除勇武之外智慧的一面。面对被煽动的群众，陆皓东拿着枪亦只能感慨：中国人都这样，还有的救吗？黄飞鸿却灵机一动，假扮原始天尊，来个“神打神”。混战中，陆皓东不慎失手打死了一个被“刀枪不入”蛊惑的小女孩，这份代价可谓“写得周全”。然而还不止，为保革命党名册，陆皓东也牺牲了，纳兰元述也死在黄飞鸿的手中，梁宽也身受重伤。
当黄飞鸿师徒终于克服重重难关，来到码头送孙先生离去之时，他们的手中只剩下一块陆皓东临死前留下的包袱布。黄飞鸿遥遥一掷，孙文接在手里，迎风抖落开来，那是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前面有朋友询问，最后送别时候那悲壮的音乐出自何处，我搜索了下，原声碟中似乎并有包含这首曲子，但旋律听起来与《龙的传人》有几分相似。网上有高人指出，那是改编自《龙的传人》和《中华民国颂》。前面是两句是"龙的传人"里的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高潮部分取自《中华民国颂》。不得不佩服黄沾的才情，一经他的改编，配乐就不止是雄壮，更夹杂着心绪万千，心事浩渺，随着海风伴着浪花一点点荡漾开去。
孙文那句台词更是点睛之笔：但愿朝阳常照吾土，莫忘烈士鲜血满地。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呤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