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沸沸扬扬的是恶童杀人案，同时不那么沸沸扬扬的，是另一些围绕在孩童身边的杀戮，比如杀幼儿园、杀老师。从巴厘岛回来这半个月，老在心里嘀咕，怎么越来越疯狂了。

我是这样爱上我的刑辩工作的：看守所里的对话，比所有身心灵都要彻骨，看守所的作息规则生活方式和寺庙出家如出一辙；证据卷里的罗生门，比所有小说都要玄妙，客观真相、法律真相、每一个人的真相，层层叠叠，永远不会水落石出；每一个端坐在栅栏那边的嫌疑人都老实巴交，ta的逻辑再圆满不过，ta 必有不得不出手的理由，其中部分，我真的觉得可怜。

起初的时候，我以为是，社会的疯狂集中投向了几个人，冥冥天意选出疯狂代表人，人类的恶集中由此涌出，比如空巢儿童的举起一米西瓜刀，比如讨薪受挫的农民工捡起板砖。

后来，我发现，疯狂无处不在，在具体的犯罪中，个体的疯狂实在无处消解，超出个体有限的精神容器，同时缺乏社会、家庭与个人的疏导机制，而不得不“溢出”——这种“溢出”具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却又充满着随机性，每个人都可能犯罪，只要条件合适，就如同我经常跟朋友们说的，“犯罪就在你身边”，一定要时刻照管好自己的心灵。

我的刑辩工作，越来越变成：探知疯狂、端详疯狂、解释疯狂、为个体的疯狂哀唱，为集体的疯狂承受“工伤”。

西方哲学、社会学已有汗牛充栋的典籍描述我所说的“疯狂”，比如《疯癫与文明》，比如查拉图斯特拉，理论的与我贴身感受到的，还是有些差异，理论更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浪漫遐想，真实看到的则充满黑色幽默。

龙勃罗梭还说，天生犯罪人，天生脑后反骨，一个朋友进去跟重刑犯一起关了一阵，出来告诉我，ta 看到的重刑犯，真的有反骨。这是否也算黑色幽默？

又比如刚刚过去热度的《周处除三害》，罪犯与我们一样同样挣扎在意义的牢笼里，只不过，挣钱是你的意义，周处自有其存在逻辑，搞不好他比你还更有追求一点。当你拨开，会惊讶地发现，彼此的逻辑完全无异。善恶不在一念之间，而是对同种疯狂的窥探。

我这两年的案子，无论民案刑案，几乎每一个，都出现了同一句话：“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咨询的叙述里、在法庭的陈述中、在看守所的絮叨中，冷不丁、施施然，这句话反反复复冒出来，听得我心中一惊，就像听到开庭早晨的起床闹钟。

疫情的时候，听说看守所都满了，8人间改成15人间，不断变化的隔离政策下，拘留所、戒毒所、隔离酒店全部用作嫌疑人的中转站：疯狂爆发、疯狂流动、疯狂住不下。特殊管理时期的集体疯狂不断膨胀交叉，这是并不久远的现实。

解封后的一年，在北京和县城间来回踱步，听到很多萧条的消息，我的工作却日益爆发，忙得偶尔半夜想哭，觉得委屈。经济下行下，疯狂再度膨胀、进而交叉感染，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尖声啸叫的高压锅。

那么，眼下的恶童事件，就水到渠成了：溢出的膨胀的疯狂，会在代际间传递。当父母不得不为了生存远走他乡，当祖父母为父母打回的家用越来越少而向孩子诅咒父母、社会，孩子心中疯狂的种子就受了特效肥，极速发芽、在春天开花。

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不在一念之间，而在越来越频繁的对疯狂的窥探中。有人说，我们不生孩子了，是生物集体的自发调解，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以为，越来越频繁的新闻报道，并不会扼制青少年和成年人走向犯罪，反而引人探看人性的深渊，甚至跃跃欲试。

我以为，犯罪，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疯狂，要予以遏止，不在于宣传引导，那只能创造更多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以为，唯一的出路，是直视我们的疯狂，寻到那条一直存在的路，回到疯狂的另一面：无所畏惧的善。人类的善同样是疯狂的，不计后果的，就如母爱，起初并不计较婚姻和生育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拉低。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精明盘算？因为善被压抑了，只好让恶涌出——因为我们暂时、或也许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疯狂本身。

犯罪越来越低龄化，反映的是结构性的社会压抑：疯狂已经从成人传导到青少年再到儿童。我们在这里责备儿童的早熟、调低刑责年龄、扩大极刑适用，只是盲人摸象，因为疯狂并不慑于恐怖，因为疯狂一旦释出，便独立行走，不计代价，所向披靡，见佛杀佛。

说回恶童杀人案，本科时候看过一本很棒的小说《恶童日记》。战争中，失去父母失去祖国的小朋友，穿越火线，像一切荒原上的哺乳动物那样，本能求生。小说里恶童的恶并不令人毛骨悚然，只觉得爽。这种爽，还在另一本小说《铁皮鼓》里得以抒发。同样的人类大型战争背景，所以成年人不伦地交媾，恶童作狮子吼。我是想说，战争是人类集体疯狂的大型发作，未成年人必然在此过程中沾染、被激发，却不能称其为受害。

最后，回答一下被很多次问起的“你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

1、任何人未经司法审判不得宣告有罪（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的实体&程序）；
2、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有一天坐在栅栏的另一侧，你怎么确定你不会被XX，你何以笃定自己永远站在“好人”这边？3、鸡蛋和墙的问题（春上村树诺奖典故）。即便是有罪之人，与国家机器相比，ta也是鸡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