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几次观看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作品的体验都不太好，有的在素材的罗列上过于僵硬（《国家美术馆》《在伯克利》），有的则是拍摄对象令人昏昏欲睡，当然，这位电影人独特的工作风格让人很难因此去责怪他。但新作《波士顿市政厅》很快令我眼前一亮。我看到城市里的建筑成了一只只几何化的怪兽：在仰角中，摩天大楼巍然耸立着，玻璃幕墙反射着太阳光；在那些古老建筑的石墙上，褶皱和刻字让我们想到历史、过去与死亡，简单地说——时间；自然，还有那些低矮的小平房，那些联排式的红砖公寓耀眼得很——波士顿的地方特色，有的则像是要随时倒塌了一样，而有的则尚未完工，被塑料薄膜覆盖着。借助一种名为剪辑的力场，这些建筑，这些城市图景星星点点地流淌在银幕上。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高高低低的楼房组成的城市协奏，穿插在其中的一轮轮政府会议，则就住房保障、驱逐、无家可归者收容等话题展开讨论，即便摄影机避免了一切拟人化的视角，我们仍然不禁要问：那些房子里，在发生什么？

没什么是理所应当的。在一场会议中，影片的“主角”——波士顿市长马丁·J·沃尔什对与会人员说：“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 这并非易事，因为显然摄影机只拍到了这位政客一个人的演讲，幕后的怀斯曼和台前的沃尔什都能理解这点。一句题外话：在1980年与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维特的一次电视采访上，彼时正在宣传电影《各自逃生》的让-吕克·戈达尔如是说：“美国总统这么喜爱上电视，那为何不给自己拍一部电影呢？他们在怕电影的什么呢？” 若干年后，戈达尔还真的邀请了美前总统尼克松，希望其参演自己的电影《李尔王》，结果显而易见，他甚至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1 回想戈达尔这一精辟的观察，更让怀斯曼的这部作品显得可贵。正如海报上那大白鲨似的市政厅大楼一样，这头长达275分钟的巨作降临在一个微妙的时代，毕竟人们几乎花上了无限的时长死守在各种电视屏幕前，来关注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新情况。显然，这早已比这部电影的体量要疯狂而无意义得多。但那些东西从不生成对话，因为电视从不创造时间，它劫持时间，在演播厅里做着可笑的“摄影机运动”和无休止的信息重复。当我们说我们看电视看得忘记了时间时，指的就是这种劫持。这倒是很符合美国政治，它似乎总是跟电视绑定在一起，如今则还有那些同样深不见底的推特“时间线”。

如今，在一切几乎尘埃落定之际，当我们能咬紧牙关选择摆脱被电视劫持而消失的时间时，我们更加能体会到怀斯曼在这部新作中给予我们宝贵的，关乎时间的重量。不再是实况转播的空洞“政治剧场”。怀斯曼的电影在于让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物在时间中与观众相遇，他走进一座座巨兽中去发现，看看里面究竟在发生什么，有什么样的人。

不需要肤浅的语言——专访、连线、信息，那些东西我们都见多了，只有相遇才会有对话，让我们去看看一切是怎么运作的吧！有些东西对生在城市的人们似乎已成无意识的习惯，比如说，将整好的垃圾或旧物往指定地点一放，这一秒钟后，这些身外之物的命运便被抛之脑后，下一次我们回到那里，它们早已神奇消失！怀斯曼就是偏偏要展示那些被忽略的：我们看到街边的垃圾车如何用那不断旋转着的笨重夹铲，瞬间将那些被丢弃的床垫、甚至整大件的金属烤箱化为乌有，这些占满整块银幕的重物被夹碎时的声音甚至有些清脆——摄影机轻巧地拍摄这些连续的动作，一切看着都如此简单；与此同时，市政大楼这座“巨怪”用旋转门调度着前来办事的市民，与安检门、红外扫描仪的即时影像与安保人员组成了通往一个系统的深邃通道；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贴罚单、食物银行中欢乐的火鸡接力赛、给宠物洗澡、甚至考古学家也加入其中…… 在对这些工作的观察中，电影似乎变得神秘起来，因为这才是政治与我们的对话；是电影与观众，电影与被摄对象之间的对话。

回到对话。对于这样一部观察政府机构的影片，很容易去问：“民众在哪里？” 正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枕”在任意两场戏之间那些优美的空镜头一样，怀斯曼的城市空镜序列也用于分离片中的每一次会议（相遇），与此同时，它也清晰地成为体现政客与民众之间距离的明镜。它同时也让影片摆脱了线性的游记式叙述，成为密集而互相纠缠的网，自然也不再有二元的民众—政府关系；影片中的一天天虽流逝着，但时空是自由的，传统意义上的摄影机凝视不再存在，因此也是更直接的，也为影片的结构带来美感。因此，即便当市长亲自“下基层”，在情景中与民众交流时，我们也能够小心翼翼地去看和听他的动作与语言，而非被简单的政治信息所捆绑。怀斯曼确保了没有任何偶像崇拜的可能，但我们也庆幸地发现，在这个滋养着如唐纳·川普这样真正的怪物的社会中，在这个城市之间还是有些许向好的可能性。

民众当然在这里。在电影的每个角落中，各种各样的交流在友好地，甚至有些照本宣科地发生着。但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遇中，一个主要由白人与亚裔组成的团队向一个人口主要为非裔的贫民区市民们宣传他们的大麻零售店预案，结果却遭到了来自民众全面又尖锐的质疑：“如何保证店面外不会因拥挤而造成暴力？为什么你的团队没有 ‘长得像我们’ 的人？” 这集合了人民与个体的大特写们力量无穷，接连地喷发于银幕上，是无与伦比的批判之力。于是说客们陷入沉默，最终在反复无常的行话中，只好承认自己还是得向市政厅汇报。不要忘了民众在这里，于是说客们预想好的“场面调度”被击溃，这便是真正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简简单单非黑即白的你问我答，或是经验主义的对症下药。“代表”某一群体，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理解与同盟。没什么是理所应当的。正如德勒兹在《对话》一书中所言：“高喊 ‘多样万岁’ 还不是创造多样。要创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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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则轶事记载于理查德·布洛迪（Richard Brody）著的传记《一切都是电影：让-吕克·戈达尔的工作生活》（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