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1-18

刘化童 • 半夜鸡叫:鸡叫声里的谎语叙事

从“误读”到“误杀”

作为一个近乎虚拟的神话人物，几代中国人的民间圣像谱系中都供奉着高玉宝，这个仅有一个月小学学历的文盲作家在地位上堪比雷锋同志。不妨查验这两个杰出平民偶像的生产配方表，其中隐含了高度相似的制作工艺，他们的原材料均为文学文本，由此催生而成的崇高地位则是基于一种从文本到作者“双重虚构”的文学加工。

前几年，多家媒体披露《雷锋日记》不过是“日记体小说”，完全是由雷锋及其亲密战友集体创作、共同炮制的虚构产品，而勤勉质朴、损己利人的“雷锋神话”的开发商则是国家主义与红色意识形态。换言之，意识形态虚构了作者，作者又虚构了他的同名文学人物。可以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并不适用于此，不能按照“否定之否定”即是对肯定的超越来理解“虚构之虚构”就是文学对真实的超越。然而，它非但被当真，而且还被肆意神化，最终沉淀为红色思维的集体无意识。

无独有偶，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情形也如出一辙。“高玉宝”的符号指称功能错乱异常，它集书名、作者和叙述者三位一体，就此，文学魔幻般地取消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通过以一对多的指称方式让高玉宝一人分饰三角，毫无阻碍地游走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小学教室、各大忆苦思甜事迹报告会以及工农兵文艺研讨会。对于那些在语文课堂上分不清鲁迅小说中的“我”是否为鲁迅本人的“祖国未来接班人”来说，他们的认知结构中没有真实与虚构的分野，在“祖国时任当班人”的精心安排下，无法辨认出《半夜鸡叫》的语义范畴完全情有可原。

充满暴力的年代里，认知上对于虚构作品的“无知”必然导致对于现实常识的“无知”，更能导致行动上对于真实状况的“无畏”。令人瞠目的是，动物的生物钟不是可以自行调控的石英钟，稍有农村经验的人就能知道，鸡在半夜根本发不出清晨的打鸣声。更何况，半夜务农有悖于基本的农业常识，任凭谁都不会如此适得其反的来提高生产。然而，正是这些无视常识的农民，在土改运动中将多次被划为富农而非地主的周富春殴打致死，罪因竟是在写于五十年代初的《半夜鸡叫》里，他是文学人物地主周扒皮的原型，而后者因为欺压长工而遭报复性殴打。暴力分子俨然探寻到了发泄暴力与伸张正义的合理通道——小说中打得，现实中就打不得？就如堂吉诃德的长矛把对着魔鬼的怒气刺向风车，中下贫农的乱棒也把对周扒皮的满腔怨愤砸向了他们的邻居周富春；如果说堂吉诃德的莽撞是因为误读了骑士小说的话，那么这起“误杀”事件完全是革命原教旨主义对于红色小说的“误读”，它的严重后果是暴怒的群众就此展开从虚构到真实的“跨界追捕”，并且施以残暴的就地正法。

单纯从文学虚构的层面上来看，《半夜鸡叫》还是现实主义作品；结合它跨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来看，那就是超现实主义作品了；倘若再从虚构作品竟然成为现实暴力的合法性来源而言，“误读”对“误杀”提供了革命的理论依据，那它简直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了。半真半假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小说中那个高喊“我要读书”并且痛打地主的虚构人物“高玉宝”以及那个同时兼任文盲和作家两重身份的作协会员高玉宝，它们共同构筑起了横跨虚实两界的魔幻现实主义。

更具魔幻色彩的是，最终化身动漫形象的高玉宝好比国产迪士尼，它开动起革命意识形态的工艺品生产流水线。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化符号“高玉宝”就开创了红色文化产业的雏形，在这枚知名品牌的旗下囊括了文字、图像、影像全方位的产业结构。小说写于建国伊始，又于1964年改编为美术电影、1970年改编为连环画，印制在文具上的高玉宝形象更是难以计数。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说，迪士尼模式仿佛找到了流落在中国民间的孪生兄弟。

鸡叫的政治经济学

由于缺乏市场经济思维，“高玉宝”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产业。投入相对低廉的物质成本来牟取绝对高额的政治利润，这无意中透露出高玉宝及其《半夜鸡叫》的真实属性——政治经济学。

毋庸置疑，《半夜鸡叫》是仿照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粗制滥造而成的文学图示。按照马克思理论，在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增加实际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具体而言，周扒皮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就是在不改变白天务农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前提下，勒令长工增加半夜的实际劳动时间。但是，在文学之外的实际运用层面，如此拙劣的理论阐释显得荒诞不经——地主与资本家的致富经绝非一册，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也迥然不同，自然的土地并不能像人工操作的流水线那样一刻不停地运转，试问午夜时分土地（生产资料）天然地“罢工”，长工（生产力）如何劳动？

令人称奇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竟然罔顾农业常识，偏执而盲目地采纳了“打倒地主”的政治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半夜鸡叫》触摸到了民间社会中政治传销术的不二法门。这些名义上享有国家主人之尊荣的人，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光环笼罩下，一切都奉行意识形态“主题先行”的原则，所有常识都能够削足适履地根据实际需要而随意变更。经过亩产万斤（农业常识）和化铁成钢（工业常识）的政治智商测验后，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起的常识完全被“主题”瓦解，工人和农民天真地坚信不疑——只要主义真，砍头尚且不要紧，何况只是一些区区常识被篡改。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衍生产品，“半夜鸡叫”模式在毛时代喜忧参半——政治结论屡试不爽，经济效应百无一用。此前或此后，“鸡叫”的功效却恰好相反。不同于违悖自然规律，妄图操控公鸡的生物钟，“夏令时”不啻为更高明的宏观调控政策。该策略最初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构思，又称“日光节约时制”或“夏时制”，它旨在充分利用夏季充沛的自然光照资源，减少照明量从而节约用电。1949年以前，国统区的上海一度使用夏令时。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的开场白如是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从邓时代开始，“半夜鸡叫”从政治又回归到了经济。198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的通知》，动员全国人民为节约能源而早睡早起。直到1992年起，夏令时才因收效甚微而暂停实行。

从阶级斗争时代的半夜鸡叫到经济建设时代的夏令时，并无本质差别，它不过是剩余价值学说向工业生产的回归。机械闹钟的噪响声犹如现代化的鸡鸣，震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公）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为私）的两端，来回撞击着城市居民脆弱的神经。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逻辑唤醒中国人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勤劳勇敢”的民族性。在这种政治号角的鼓吹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从“鸡叫”忙到“鬼叫”。与此同时，形如雄鸡的中国大地更是像打了鸡血一般，一方面致使文化体质虚弱，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全民性的经济建设亢奋症。

如今，经济建设的成功为周扒皮实现翻案。他洗脱了剥削者的污名，又荣膺现代管理学的大师称号。为周扒皮平反是鸡叫的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之一，更为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是注入外强中干的东方雄鸡体内的激素，促使它看上去生机勃勃，释放出如此嘹亮的“鸡的屁”（GDP的谐音）。不过，考虑到符合“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人仍旧在世界民族之林保持韬光养晦的姿态，总是在旁人昏然入睡之时才“半夜鸡叫”，而不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直接叫板。这种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举动，或许是鸡叫的政治经济学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奥义所在。

引吭高歌的谎语

在当代中国，谎语叙事俯拾即是，而《半夜鸡叫》理应被奉为它的原典性著作之一。它仿佛是针对真理世界的预防疫苗一样，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被灌注进大脑。随着智力畸形发育，形成对于真相的免疫力，直到成年后，不少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判别真伪的能力。同时，它又如癌细胞扩散一样，不可救药地流毒于文化语法、经济语法和政治语法等不同话语体系中，最终形成了以谎语为元话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形态。

不幸的是，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语文老师往往扮演着谎语启蒙者的反面角色，他辛勤地在每一代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耕耘下假大空的“人格烂尾楼”。《半夜鸡叫》、杨朔散文以及余秋雨随笔，依次分布在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三个学历时期，构成了从易到难的递进式谎语描红簿。倘若不出意外，几乎可以断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次撒谎都用于语文课的作文本上。中国学生在作文本上无一例外地尽力临摹那些著名的谎语范文，相应地，仿造的逼真程度被规定为评判学生话语能力的硬性指标。就这样，在应试教育的考核标准下，现行的教育制度认可、提倡，乃至大力助长了制造谎言的合理性。

当思维、人格与灵魂在谎言的浸润下扭曲地同步发展之时，中国人的正常语法形态戏剧性地发生了癌变。在文化语法中，谎语修辞被演练得出神入化。从钱学森坚决拥护“亩产万斤”到周正龙赌咒发誓确有“华南虎”，再到如今有关部门文采斐然的“俯卧撑”、“躲猫猫”等说辞，我们不难发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必然同时也拥有谎语权。与其说他们在语文表达的能力上天赋异秉，不如说在过度使用谎语修辞之后，他们已经丧失了正常使用语言的能力。在经济语法中，同样具有谎言性质的夸张修辞几乎无所不在。国民经济被简化为若干指标的数字游戏，数字在不断翻滚中累积叠加，股票一度高开，楼价始终飙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外，唯独国家主流话语形态永远沉浸在GDP神话的狂欢之中，高呼“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豪言壮语。可惜，经济学与文学的混搭方式注定是不伦不类的，它最终带来的绝不是修辞技术营造的美学意境，而是通货膨胀酿造的经济学困境。

颇为讽刺的是，不论是在哪种特定形态的语法中，谎语权的使用者自始自终只顾埋头苦学《半夜鸡叫》所传授的谎语技艺，却忘记了祖师爷的惨痛下场。这篇小学课文的寓意清晰无误地表明了谎语玩火自焚的危险性，周扒皮人为地制造出子虚乌有的鸡叫声，招致的却是被识破谎言伎俩后的一顿乱棒。身为语文课堂上培养出的合格人才，一旦走出封闭的教室走向开放的互联网，他们不免手足无措地惊叹自己有些理论跟不上实践了。无数网民自发地组成“打假团”，他们出没于各大网络阵地，伺机以待地向谎语发起伏击。网络游击战的经典战例就是利用PS技术一举粉碎了“正龙拍虎”的骗局，随后又通过“人肉搜索”使得数位“书记”与“局长”纷纷落马。最后，那些造假者茫然四顾，无奈地发现自己被淹没在网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虽然骗术相当拙劣，可是一旦造假者有恃无恐起来，相形之下，网络打假的力量总是寡不敌众的。诚然，网络打假并不能彻底根治谎语的痼疾，必须在教育与法制的源头上对症下药。不过，在扭曲的语文形态被矫正之前，这些来自网络上的打假乱棒依然功不可没。至少，它还有些杀鸡儆猴的作用，打在一个“周扒皮”身上却警示着所有掌握谎语权的人——莫撒谎，撒谎必被打。